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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林傳統管護向社區共管轉型的制度變遷探析

      文章來源:    作者:韋蕙蘭 魯斌       發布時間:2016-09-24     瀏覽量:

                                                              森林傳統管護向社區共管轉型的制度變遷探析
                                                              ----基于對白水江保護區李子壩行政村的實證研究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資助項目階段性成果(08BJY062) 作者簡介:韋惠蘭(1952~),女,陜西蒲城人,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人口、資源與環境經濟學;魯斌(1986~),男, 甘肅天水人,碩士生,主要研究方向為人口、資源與環境經濟學。通訊作者:魯斌E-mail:blu126@126.com 森林傳統管護向社區共管轉型的制度變遷探析 ———基于對白水江保護區李子壩行政村的實證研究 韋惠蘭 魯斌 (蘭州大學 經濟學院,甘肅 蘭州730000) 摘要:社區共管模式在我國保護區管理當中得到了廣泛的應用,但其發展仍處于初級實踐階段,且依然存在很多問題值 得學界關注。文章以白水江保護區共管示范基地李子壩村為例,旨在通過制度變遷視角和制度效率評價方法,對其傳統管護向共管模式轉型的變遷效率、演替規律及衍生路徑進行探析。文章期冀在為社區共管必要性和可行性輔以實證支持的同時,也為保護區共管路徑的選擇和共管模式的具體實施提供理論參考。關鍵詞:森林資源;傳統管護;居民自治;社區共管;制度變遷探析中圖分類號:F307.2;D638文獻標識碼:A TheAnalysisontheInstitutionalChangefromReserveForestTraditionalManagementtoCommunityCo-Management:BasedontheEmpiricalResearchinBaishuijiangNatureReserve WEIHuilan,LUBin (SchoolofEconomics,LanzhouUniversity,LanzhouGansu730000,China) Abstract:Forestcommunityco-managementissuehasbeenthefocusofacademicresearchforalongtime,whichisstillhavingmanyproblemsworthyofacademicattention.ThispapertakingLizibaadministrativevillageasanexample,whoseJurisdictionbe-longstoBaishuijiangnationalnaturereserve,proposestouseinstitutionalchangeperspectiveandefficiencyevaluationmethodtoexploreitsinstitutionalchangeandmanagementsuccessionlaws,posingtheempiricalsupportforthenecessityandfeasibilityofcommunityco-managementinnaturereserveforestmanagement,whileprovidingatheoreticalreferenceforco-managementspe-cificimplementationandchangingpath. Keywords:forestresources;traditionalmanagement;residentsself-government;communityco-management;institutionalchangeanalysis
      1引言 森林資源作為公共池塘資源,具有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特征。自身特征的限制及有效管理制度的喪失,導致其利用常處于過度開發的狀態。長期過度開發既不利于綜合效益的發揮,也不利于周圍社區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如何對森林資源進行有效管理,使其綜合效益在資源管護過程中獲得最大限度發揮,一直是學界關注的焦點。 最早關于森林資源有效治理的理論可追溯至“公地悲劇” :在一個信奉公地自由的社會里,每一個追逐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行為最終會使全體走向毀滅,公地自由會毀掉一切。哈丁的“公地悲劇”指出有效產權制度的喪失,將會引致人們對公共資源的過度利用,并最終造成不可估量的惡果。哈丁悲劇之后,囚徒困境博弈和集體行動邏輯也在一定程度上隱喻了相互依賴的資源使用者,無法克服搭便車等機會主義行為誘惑,從而不能實現自主治理的困境。 所以如何通過某種外生性制度供給將資源使用者有效組織起來,使得社區資源在動態優化過程中獲得利用,成為人們探討的中心。國有和私有產權安排都曾一度進入過人們的視野,且兩種模式在管理領域中得到了廣泛的實踐,但不可否認的是,它們并不是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且自身仍然存在很多問題。在過去40年間,理論家和經驗導向的社會科學家在資源管理方面的研究取得了重大進展,今天以社區為基礎的管理方法和社區共管模式,越來越被認為是對私有化或國有化的有效替代方法。一些著名的資源管理專家諸如Balad、Platteau、Wade、Fellizar和Ostrom等提供和詮釋了大量以社區為基礎管理自然資源的成功案例,并指出以社區為本的管理方法是實現自然資源可持續利用的關鍵因素;同時也有大量學者,如Notzke、Berkes、No-ble、Olsson等從理論上探索了合作理念下社區共管模式的框架體系,較全面研究了社區共管中的制度因素和可行性,  ECOLOGICALECONOMY 213 并針對不同類型自然資源嘗試和踐行了多元化的共管思路。 上述管理理念的發展同樣也為保護區森林治理提供了管理思路。保護區內擁有大量的森林資源,它們既是生態系統保護的基石,又是當地人維持生計、發展經濟的依托,圍繞著資源的控制權和所有權的爭奪是保護區及周邊社區沖突的根本原因。面對著眾多沖突和挑戰,同時又囿于社區管理資金和經驗的缺乏,強調保護與發展激勵相容的社區共管模式逐漸成為保護區建設及管理的主流。通過實施社區共管不僅使自然保護區的生物多樣性得到了有效保護,也促進了森林周邊社區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而該模式也得到了眾多學者和實踐經驗的支持,諸如武夷山自然保護區社區共管模式的形成、陜西佛坪國家級保護區的共管模式的嘗試及貴州寬闊水國家級保護區共管項目的成功開展,等等。值得注意的是,盡管社區共管的開展為保護區管理作出了眾多貢獻,但它的發展仍處于初級實踐階段,且存在很多問題值得我們關注。在具體實踐當中,很多共管模式沒有考慮到本國國情及自然資源的特性,盲目推廣和照搬國外管理模式,導致管理效能低下,致使自然資源得不到有效的利用和保護。在現有共管理論研究遠遠落后于實踐需要的前提下,如何通過現有案例和理論進展,對共管模式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路徑選擇和具體實施進行更深層次的研究,是當前學界應當關注的重點,同時也是保護區管理亟待解決的問題之一。 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本文以白水江國家級保護區共管示范基地李子壩村為例,旨在通過制度變遷視角和制度效率評價方法,對其傳統管護向社區共管轉型的變遷效率、演替規律及衍生路徑進行探析。文章期冀在為保護區共管必要性和可行性輔以實證支持的同時,也為保護區共管路徑的選擇和共管模式的具體實施提供理論參考。
      2研究區域森林管治歷史及現狀述評
      2.1研究區域概況 李子壩村行政區劃隸屬于甘肅省文縣,同時也是白水江國家級保護區碧口保護站的管護轄區,位于保護區和甘肅省地理位置的最南端,是白水江保護區內也是甘肅省唯一地處岷山南坡的村莊。全村擁有約4200畝耕地,戶均約20畝,全部用作種茶。茶葉種植及收入構成了社區家庭生產性種植及收入的主體,因此社區居民具有很強的利益同質性。
      2.2李子壩社區森林管制歷史及現狀述評 在居民自治和社區共管之前,李子壩同保護區其他大多數社區相似,堅持傳統管護,強調以保護為主導,忽略了社區居民的利益訴求和參與保護的重要性,其管理方式 具有典型的“孤島”式純封閉保護特點。該管理方式在李子壩做出業績的同時,也暴露出了諸多弊端:一是李子壩森林管護面積為6500公頃,轄屬社區居民為776人,但正式管護人員卻僅有2人~3人,廣袤的森林面積僅靠不到5人的管理隊伍,難以達到有效保護的目的,封閉式保護思路受到挑戰;二是李子壩周圍的不法分子經常進入林區進行盜獵、盜伐活動,一些利益相關群體也常對豐富的林業資源虎視眈眈,而管護單位碧口保護站離李子壩社區路途較遠且交通不便,傳統管護的有效性和及時性受到質疑;三是長期依靠行政和法律手段,導致社區居民喪失了利益表達機制、補償機制等體制保障,激化了森林資源管理與社區生計發展之間的矛盾,影響了自然資源有效管理目標的實現。 面對傳統管護的持續低效及植被破壞對李子壩茶產業的嚴重影響,李子壩村民于2003年組建了農民巡護隊,以期通過居民自治來提高管護效率,并維護自身經濟效益。這種基于強互惠基礎上的內生制度被認為是對傳統管護效率的質疑和軟抵抗,農戶用自己的行動對居民自治有效性進行了支持,但限于沒有技術裝備和培訓、缺乏必要的保護資金、未經部門授權等因素,巡護隊的發展遭遇困境。 社區共管模式的出現為解決上述困境提供了思路和機遇。社區共管鼓勵政府組織、保護區管理機構、當地社區居民和利益相關者、科研學者和NGO等社會團體通過合作和協商方式共同參與到資源管理中去,在明確社區合理權益的基礎上,對其應承擔的生態保護義務進行界定,通過補償和激勵機制,提高社區居民生態保護的參與性和有效性。它被看做是現有保護區管制之上的唯一可行的,結合居民生計和保護管理目標為一體的新型管理方式。這種新穎的管理模式,于2008年在李子壩得到實踐。共管的開展為農民森林巡護隊的持續運行提供了保障,且進一步擴大了共管理念的影響和普及,有效地提高了森林管理的整體績效。對于這種新制度的效率評價,下文將會通過構建制度效率分析框架來進行判斷?;谠摽蚣?,文章還會完成李子壩森林治理模式變遷有效性與變遷路徑的相關探討。
      3制度效率和變遷有效性的分析框架 判斷制度變遷是否有效存在三種標準,那就是馬克思的生產力標準,布坎南的合意一致性標準和科斯的交易成本標準。上述標準在做出理論貢獻的同時,也有著自身的不足。本文將沿襲成本效益分析方法,在結合林毅夫制度變遷理論的基礎上,嘗試構建制度變遷效率的分析框架,通過制度效率評價,對變遷有效性進行探討,從而為變遷路徑及相關結論的得出奠定基礎。在制度分析過程當中,   214 本文將采用多利益主體分析方法,進而對各利益團體的成本收益進行綜合考慮。
      3.1制度效率的確定及變遷有效性判斷
      3.1.1制度效率的確定
      (1)制度成本。 制度總成本包括制度自身的締約成本及保證制度運行而必須支付的執行成本和監督成本。文中將社區居民承擔的締約成本看做是私人成本Ⅰ,將其在制度執行過程中所支付的執行成本和監督成本看做私人成本Ⅱ。 相關政府部門在參與制度制定和實施時,實際承擔的所有成本耗費被看做是私人成本Ⅲ。在新制度經濟學分析當中,它被看做是可以通過政府部門攤派、贊助等形式將部分成本再次轉移到其他社會成員之上的成本,被轉移的成本稱為社會成本Ⅱ。 當然制度的制定和執行,不僅僅只對直接制度主體造成耗費,絕大多數情況下,整個社會都需要為該制度的運行付出代價,本文將其視為社會成本Ⅰ。鑒于上述,可對制度成本形成如下公式: 制度成本IC=私人成本Ⅰ+私人成本Ⅱ+私人成本Ⅲ+社會成本Ⅰ+社會成本Ⅱ①。
      (2)制度收益。 制度收益準確而言,是對新制度在績效促進方面的一種肯定,它是新制度衍生成本之下的收益增量(考慮原有制度的固有收益),并非所有的經濟和生態產出都是新制度一次性的產物,這一點在制度分析當中應當得到清晰界定。 具體而言,社區居民可獲得由制度功能發揮而帶來的制度收益,諸如交易費用的節約,信息搜尋和分析成本的減少,經濟收入的增加等,這部分制度收益為私人收益Ⅰ。 政府管理部門進行的制度供給有助于民眾加強對于政府職能的認同及對政府執政能力的肯定,這部分虛擬收益及單一制度供給帶來的制度成本的節約都可以看做是私人收益Ⅱ。 實踐證明,管理制度的差異會引致制度主體不同的利益博弈和資源利用體系,上述體系的形成對森林綜合效益的實現具有深遠影響。本文將森林綜合效益增量的實現作為管理制度收益的重要組成部分,以期在效益評價之下對不同管理制度做出全面效率判斷,鑒于上述,制度收益可用下述公式進行表達; 制度收益IR=私人收益Ⅰ+私人收益Ⅱ+森林資源綜合效益增量。
      (3)制度效率的確定。 將制度運行視為一個相對獨立的投入產出過程來考察, 制度效率可定義為由于采取某項制度而增加的收益與該制度運行所花費的成本之間的比較,即IE=IR/IC(其中:IE為制度效率,IR為制度收益,IC為制度成本) [1] 。 IE= IRIC= 私人收益Ⅰ+私人收益Ⅱ+森林資源綜合效益增量 私人成本Ⅰ+私人成本Ⅱ+私人成本Ⅲ+社會成本Ⅰ+社會成本Ⅱ
      3.1.2制度效率比較及變遷有效性判斷 North從制度變遷的角度,提出了制度效率,即指在一種約束機制下,參與者的最大化行為將導致產出的增加。制度效率越高,則表明在既定的制度費用之下,該制度較其他制度而言,能夠提供更多的制度服務且能更好地促進經濟生態產出。一般來說,制度效率與制度的耦合性、執行力及制度與管理問題的匹配度之間存在著必然聯系,上述三者的良好表現是制度效率得以保障的基礎。如果制度長期處于低效狀態,并且其衍生出來的成本收益無法在固有體系中得以調整,那么有效的制度變遷就成為制度效率提高的唯一途徑,相反,制度效率是否提高也就成為了判斷制度變遷有效與否的重要標準之一,即如果變遷之后的臨界制度效率IE2-變遷之前的臨界制度效率IE1>0,則制度變遷有效,且實現了帕累托或卡爾多-??怂垢倪M。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制度效率的分析保證了邏輯的準確性,但只反映了制度帶來的平均效率,在具體的制度分析中,應當保證分析的動態化或具體時期的選擇,避免過度的平均化。另外由于目前學界對制度效率的理解和應用,尚處在一個相對量的概念上,通過比較兩種制度,可以說一項制度具有效率或者無效率,但仍然不能就制度效率得出具體的數值,制度效率的量化依舊困難重重。同時由于制度安排通常“鑲嵌在”某個特定的制度結構之中,所以它的效率還取決于其他制度安排的完善程度。研究制度安排還需要具有歷史時間及地區的專門知識,并需要專門了解該制度安排在制度結構中的地位。以上客觀障礙的存在,極大地影響了制度效率的準確評價和比較。 基于上述思考,本文將李子壩三種治理模式的效率評價建立在實證研究和定性分析基礎之上,并旨在通過制度效率遞減規律和制度邊際收益的倒“U”形曲線規律對其進行整體性把握。文中對于不同制度的效率分析會側重于變遷臨界期,以期避免過度的平均化從而導致不具說服力的情況出現。另外文章的分析還會一直集中在李子壩社區之上,極大限度地規避了其他外部因素的干擾。同時由于筆者在該社區從事過多個項目的研究,對其制度背景和管理現狀有著較為清晰的認識,上述客觀優勢和處理方法有助于本文研究結果科學性和準確性的提高。
      4轉型前期李子壩社區傳統管護的制度效率分析 本文關于傳統保護的制度效率分析主要集中在森林巡  ECOLOGICALECONOMY 215 護隊出現之前,沒有覆蓋整個制度周期,后文會根據倒“U”形曲線規律和基于對現狀的了解對其進行整體把握。
      4.1傳統管護的制度成本分析
      4.1.1私人成本 在調研過程中筆者獲知,由于地處保護區,在李子壩村民耕地附近時常會有野生動物出沒,野生動物會啃噬耕地里的包谷等糧食作物,對李子壩農業發展形成限制。另外保護區過多嚴格的保護措施對居民發展機會也形成了阻礙。這里的私人成本可分解為社區居民進行社區保護衍生的成本耗費、發展機會喪失衍生的機會成本,野生動物對居民莊稼破壞而衍生的負效益的承擔,而這部分成本在傳統管護中很少得到關注和補償。
      4.1.2私人成本
      (1)保護區管理成本。 在傳統管護之下,為了保障管理工作正常運轉,保護區每年需要投入大量的管理成本:其中包括辦公費用、保護監測成本等。白水江保護區1998~2001年間的綜合年平均投入是:基礎性投入8萬元/年,管理性投入409萬元/年,風險性投入23萬元/年,每年的管理成本可高達440萬元 [2] 。隨著國家對保護區的重視,這一數值依然呈上升 趨勢,李子壩村距其轄屬單位碧口保護站有70公里,距管理局所在地文縣縣城有167公里,路途遙遠且交通不便,導致其日常巡護和監測費用十分高昂,另外封閉的傳統保護方式導致居民和保護區之間的矛盾重重,林緣社區居民的軟抵抗嚴重地降低了保護區管理績效,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深化,這一狀況愈演愈烈且不斷加重。
      (2)林政案件處理成本。 由于李子壩社區山高林密,風景秀麗,同時又位于甘、川兩省交界處,故極易誘發盜伐、盜獵犯罪。傳統保護期間,李子壩社區盜獵、盜伐行為十分嚴重,而保護站工作人員卻時常不能及時抵達事發現場,制止犯罪。僅管理局2000年在李子壩組織的4次專項整治中,就動用了50多人次的森林警察和林政執法人員,共查處盜獵、盜伐案件23起,處理30多人次 [3] 。林政案件的高發率在傳統管護之下 始終沒有得到緩解,這一情況的持續存在衍生了大量的林政案件處理成本。由此可知,忽略社區經濟發展,只關注資源保護的封閉式管理思路通常會為管理機構引致更多的私人成本。
      4.1.3社會成本Ⅰ 盜獵、盜伐的高發率及資源管理的持續低效,使得李子壩森林資源遭到了嚴重的破壞。生態系統失衡,植被減少導致森林綜合效益無法得到有效發揮,從而引致了社會 成本Ⅰ的產生,這點可以通過局部小氣候改變和茶葉數量和質量下降輔以佐證。
      4.1.4社會成本 與私人個體的制度供給相比,政府部門的制度供給通常會為社會成員引致更多的分攤成本,傳統保護也不例外,它會在制度制定和實施過程中導致社會成本Ⅱ的產生,上述私人成本Ⅲ的花費最終都可以通過稅收、攤派和贊助等形式再次轉嫁于社會成員之上。對社會成本的劃分和強調,主要是突出了政府的制度供給壟斷地位和利益主體特征。
      4.2傳統保護的制度收益分析
      4.2.1私人收益Ⅰ 主要包括茶葉收入及社區居民通過市場銷售原木和林下產品獲得的經濟收益。調查中,極少有村民主動承認林間采集的行為。但據觀察,野生菌類、野菜及中藥材為主的野外采集是較為常見的。但這部分收益并不可觀,且采集成本大,還伴隨危險和保護局的管制和處罰。另外,由于傳統保護績效低下,導致植被急劇減少和局部小氣候改變,茶葉質量與產量明顯下降,當地產茶為主的經濟來源受到很大影響。當李子壩的村民意識到環境變化是導致茶葉品質改變的主要原因時,便達成了互惠共識:保護森林就是保護家園和收益,這也成為了后期森林巡護隊產生的主要原因和客觀背景。
      4.2.2私人收益Ⅱ 政府管理部門進行的制度供給有助于民眾加強對于政府職能的認同及對于政府執政能力的肯定,這部分虛擬收益及單一制度供給帶來的制度成本的節約都可以看做是私人收益Ⅱ。結合前文所述來看,由于傳統保護的持續低效,私人收益Ⅱ的增長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限制。
      4.2.3森林資源綜合效益增量 伴隨著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不斷深化,保護區管理工作不斷遭遇阻礙和困惑,諸如社區居民機會主義行為增加,保護理論缺乏,管理模式落后等,森林綜合效益開始出現不增反減的狀況,上述分析當中涉及的居民收益的降低,李子壩小氣候和茶葉品質的改變可以為此論斷提供佐證。
      4.3傳統保護的制度效率分析 傳統保護制度效率IE= 傳統IR 傳統IC = 私人收益Ⅰ+私人收益Ⅱ+森林資源綜合效益增量私人成本Ⅱ+社會成本Ⅰ+私人成本Ⅲ+社會成本Ⅱ從上述分析可以得知,伴隨著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不斷深化,作為政府壟斷制度供給下的傳統管護模式,因其缺乏必要的制度彈性和機制靈活性,導致其管護成本日  216 益上升,而其制度收益非但沒有實現同步的增長,反而出現了下降的趨勢,傳統管護效率開始受到質疑。 制度本身具有一個產生、發展和完善及不斷面臨被替代的過程。李懷指出 :“制度的效率‘生命’曲線在達到 一定點之后,會隨著生存時間的遞增而同時出現效率遞減的趨勢。 ”黃少安更明確地指出:“同一軌跡上制度變遷的邊際收益先遞增后遞減,其變化軌跡呈倒‘U’形曲線。”在論斷基礎之上,他還用圖形進行了說明(如圖1):TR、TC、TE、ME分別代表制度的總收益、總成本、總效益和邊際收益曲線(制度效率曲線),制度效率曲線呈現倒“U”形特征,正是由于制度效率的下降,甚至損失,導致制度變革動力的產生。 結合本文來看,保護區的建立在我國自然資源管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它有效地解決了短期集中的掠奪性使用而導致的資源匱乏困境,保全了關鍵生態景觀的生物多樣性,是我國最后一道生態屏障。其最初的制度效率可用圖中的OE段進行解釋和對應,伴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化、社區人口的增加及人們利益需求的拓展,保護區與林緣社區居民之間的矛盾日益增加,保護區過度的嚴格限制否認和忽略了林緣地區居民的習慣產權及對于生物多樣性保護所做出的貢獻,這樣的做法使得社區居民對保護區產生了抵觸心理,降低了保護積極性,進而阻礙了保護區日常工作的開展。這一時期的制度效率可用圖中的EF段進行解釋和對應,EF段制度效率的持續走低需要通過有效的制度變遷加以制止和修正,如果依然堅持原有的傳統管護,將會引致管護成本日益上升,管護收益不增反減的局面產生,從而最終導致ME<0,這一階段可用圖中的FC段進行解釋和對應。通過對于李子壩傳統管護的效率描述,可以判斷其制度效率大致處于EF段的末期或者FC段的初期(即其制度效率已經接近于零,甚至可能小于零),通過有效的制度變遷使其獲得改善已經成為當務之急。李子壩村民于2003年自發組建的森林巡護隊,有效地實現了這一目標,下文將著重對森林巡護隊衍生的制度成本、收益和效率進行分析。
      5社區共管前期居民自治的制度效率分析 正如上文所述,環境改善帶來的預期收入增長,成為了李子壩制度變遷的潛在利潤和動力源泉。黃少安主張從內外兩種作用力來解釋制度變遷的動力問題。他指出制度變遷的內動力是特定制度對應的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的內在矛盾;而外動力則是指變遷主體從事變遷的直接動機和意圖。內外動力的產生及強互惠意識的普遍存在,為李子壩以社區為基礎的管理方式———居民自治模式的誕生奠定了基礎。
      5.1居民自治衍生的制度成本分析
      5.1.1私人成本Ⅰ 森林巡護隊的組建及自治制度的建立會造成一定的成本耗費,本文將其視為私人成本Ⅰ。李子壩森林巡護隊的成立基于村民內部的互惠意識,利益的同質以及信念的統一使得社區居民在組建森林巡護隊時具有很高的積極性,從而使得私人成本Ⅰ具有很強的成本優勢。同時,在李子壩社區,居住時間超過20年的“老住戶”達到80%以上,約有43%的家庭的居住年限超過30年。從社會學觀點來看,居住時間較長的住戶對所在社區的情感依賴更為強烈, 對已經形成的社區文化也具有更強的認同感② ,較強的情 感依賴和認同感,使得社區居民資源利用的貼現率較低,為居民自治的良好運行奠定了基礎。
      5.1.2私人成本Ⅱ 正如上文所述,李子壩距離碧口保護站和保護區管理局都較遠,空間上的距離賦予了李子壩自治的空間,同時基于互惠意識之上的保護性共享規范,成為了森林資源治理中的重要社會資本,降低了居民自治過程中的監督和懲罰成本,有效地解決了管理中遇到的承諾互信問題。同時由于社區內部擁有威望較高,執行力較強的領導集體,及茶葉大戶等高關聯利益團體,為制度變遷的實現形成了有力的初級行動團體,使得居民自治在執行成本方面優勢較強。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巡護隊的產生需要隊員較高的利他主義信念做支撐,巡護隊的運作與智豬博弈情形有較大相似度,會達到“多勞不多得,少勞不少得”的納什均衡,李子壩森林巡護隊初期的運作沒有任何資金補貼,初級行動團體(李子壩種茶大戶及森林巡護隊成員)的可持續性遭到挑戰。
      5.2居民自治衍生的制度收益分析
      5.2.1私人收益Ⅰ 森林巡護隊的建立有效制止了盜伐案件逐年上升的趨勢,挽救了李子壩村的生態環境,使得李子壩所產茶葉在數量和質量上都有較大提高,2007年平均每戶來源于茶葉 ECOLOGICALECONOMY 217 的收入為18433元,占種植業總收入(戶均18609元)的99%以上。同時再度恢復的自然環境,更是吸引了大量青川縣及周邊的居民前來休閑游玩,本地已開辦了有住宿接待能力的農家樂兩家,有效地提高了農民收入和李子壩知名度。
      5.2.2私人收益Ⅱ 森林巡護隊的出現,鞏固和強化了村民以互惠為基礎的資源保護意識,變“要我保護”為“我要保護”,極大地緩解了社區與保護區的矛盾沖突,加深了社區居民的主人翁精神。這種思想觀念和責任意識的轉變,也使得保護局的原有管護成本大大降低,且管理的及時性大大增強。
      5.2.3森林綜合效益增量 在森林巡護隊成立的4年時間里,累計進行大規模巡護54次,搗毀非法炭窯10座,共抓獲盜伐、盜獵違法人員16人,撲救森林火險10余次。伴隨森林巡護隊的不懈努力,社區森林資源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保護,森林資源綜合效益得到較大發揮,具體可以茶葉收入的增加,小氣候的恢復以及茶葉質量的提高輔以佐證。
      5.3居民自治制度效率分析 居民自治IE= 自治IR 自治IC = 私人收益Ⅰ+私人收益Ⅱ+森林資源綜合效益增量 私人成本Ⅰ+私人成本Ⅱ+社會成本Ⅰ從上文分析可以得知,以森林巡護隊為主體的居民自治,具有很強的制度成本優勢,且其制度收益較傳統管護而言,也實現了很大的突破。從傳統管護向居民自治的轉變是一次有效的卡爾多—??怂垢倪M,它有效地實現了制度效率的提高。 一般來說,在制度變遷的過程中,制度安排的形式從純粹自愿的形式到完全由政府控制的形式都有可能,制度安排選擇在哪個層次主要取決于各自收益和成本的比較及受影響的群體的相對市場與非市場權力。居民自治的產生,是經過居民變遷收益和成本的比較之后而產生的結果,是一次理智的自發性制度演進。同時李子壩巡護隊的出現,也很好地印證了哈丁在1971年的論斷:在潛在集團中可能形成聯盟,只要這些聯盟超出某個最低規模,并且成本/受益比具有吸引力。 具體而言,李子壩居民自治的成功可歸功于以下幾個方面:相對寬松的制度環境;具有實質領導權或其他資本的占用者的參與;巨大潛在的經濟利潤的存在;社區互惠意識及保護性共享規范的形成等,模式運作與智豬博弈情形具有高相似性。但限于沒有技術裝備和培訓、缺乏必要的保護資金和未經部門授權等因素,巡護隊的發展在2007 年之后逐漸陷入困境。正如哈耶克所說,即使是自發秩序也不能完全消除環境和行為的不確定性,李子壩的利益同質性和強互惠基礎促成了巡護隊的產生,但建立在利他主義信念上的自發巡護制度,沒有及時對初級行動團體即巡護人員的巡護成本進行補償,忽略了外部經濟和村民搭便車行為的長期存在,上述情形對居民自治的持續造成了阻礙。正式組織的介入和補償機制的出現將成為對其進行彌補的主要途徑,可有效促使“多勞可多得,少勞不少得”的納什均衡形成,延伸制度的實質有效期。
      6社區共管的引入、影響及相關思考 2008年11月30日,社區共管的引入以組織化的外部規則降低了森林巡護隊內部的不穩定性,為其長久發展提供了契機。在北京山水自然保護中心的資助下,白水江保護區管理局與李子壩協議保護共管委員會簽訂協議,通過對森林巡護隊、社區居民給予補償及激勵等方式,來進一步提高保護區管理的有效性,并初步規定了保護要求和賠償方案。 共管模式的啟動,有效地解決了森林巡護隊管護過程當中遇到的資金和設備問題,且通過一系列補償項目,極大地提高了李子壩村民參與的積極性。共管項目沿襲了巡護隊的居民自治精神,保證了制度成本優勢的有效發揮;在制度收益方面,通過激勵機制加大了共管理念的影響和普及,有效地提高了森林資源管理的整體績效。 同時共管項目的實施,還加強了社區居民同當地政府、保護區和專家學者的聯系,目前,自然保護區多數領導和工作人員已認識到共管活動的積極作用,并強調與當地社區建立伙伴關系,這種轉變有利于保護局管理成本的進一步節約;同時更多專家學者視角的引入,會為李子壩的長遠發展注入更多的活力,使其經濟發展和資源保護躍入新的高度。從居民自治到社區共管,在發揮居民自治優勢的同時保證了居民參與的積極性,并延續了巡護制度的實質有效期,實現了有效的制度效率改進。 結合李子壩和不同文獻中對于共管案例的描述,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兩種共管思路:其一,針對具有良好自治傳統的林緣社區,可通過合理的方案對農戶賦權,即將自然資源產權進行合理的劃分和配置,提高農戶參與資源管理和保護的積極性,資源使用權、收益權以及轉讓權進行下放的社區共管模式已經得到了普遍的認可和眾多成功案例的支持;其二,對于有著自身產業支柱,不直接依賴自然資源的林緣社區,可通過引進外來扶持資金,在對保護區生物多樣性沒有破壞的基礎上,發展社區經濟,降低農戶對于森林資源的依賴度,同時在提供激勵機制的基礎上,  218 借助協議保護方案,規定居民的保護義務,諸如上述的李子壩共管模式。 值得思考的是,李子壩地區協議保護項目,是外部力量的牽引促成了社區居民與管理局等部門的合作,并取得了森林管護的成功。但隨著2010年協議期限的結束,這種模式是否還能繼續存在和發揮作用,自然資源管護的道路究竟何去何從?近年來,我國在自然資源管護中獲得過大量國外基金組織的援助和扶持,但隨著國際上將中國逐步從貧困國家中排除,這種援助和支持不復存在,而國內相關機構和組織如何迎接這一挑戰,還將拭目以待。
      7結語 分析與研究表明,共管模式在李子壩的產生和發展是基于制度效率改進基礎之上的,它的形成對于李子壩管護效率的提升及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作用。李子壩成功案例的存在為保護區進行社區共管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供了實證支持,其共管路徑和演替規律的回溯對保護區共管模式的進一步展開具有理論借鑒意義。 案例表明,制度變遷通常交織著政府選擇外部制度和社會成員選擇內部制度的雙重秩序演化路徑,前者是表面上的主線,實際的主線則是后者 [4] 。產生于社區內部的內 生制度可看做是以社區為基礎衍生出來的管理模式的制度表達,它是居民內部策略互動的產物,是經過居民變遷成本收益比較而產生的結果,是理智的自發性制度選擇。通常社區內生制度還具有時間成本優勢,可有效減少變遷總時滯,對于內生制度的重視是社區共管模式獲得成功的必要條件,資源管理制度也正是通過內生制度和外生制度之間的動態博弈機制,加速著制度演化。 居民自治作為社區居民內部規則的代表,為李子壩森林管理模式的有效變遷做出了貢獻,同時也為社區共管的引入及制度效率的提高奠定了基礎。李子壩森林管理制度,從傳統管護到居民自治,再到社區共管,每一次制度變遷均建立在誘致性基礎之上,具有內在的優化演進機制,并相繼實現了累進的卡爾多—??怂垢倪M,且最終通過正式組織和補償機制的引入實現了制度的持續性和穩定性。鑒于上述分析并結合李子壩成功案例,我們可以得知,堅持以效率改進為導向,在注重社區參與和內生制度的基礎上,適時適度的推廣社區共管,應當是目前保護區實現社區共管模式和制度創新的有效路徑之一。 李子壩有效的制度變遷以及社區共管的成功,在賦予我們管理思路的同時,也給予了我們探索和思考的空間。李子壩居民自治,是基于居民利益同質性和強互惠特征之上而產生的;其共管制度的成功,也離不開生態環境與產 業收入之間高關聯度的自然稟賦與社區選擇背景。同時實質領導權的參與及相對寬松的自治空間,也是其獲得成功必不可少的條件。正如Ostrom而言,并不是所有的社區都適合社區共管,也并不是所有的社區共管都必然能成功,失敗案例俯拾皆是。共管制度的成功執行取決于制度安排和特定問題的匹配程度、自我組織的有效性、社區資源依賴度、居民預期貼現率、共管實施框架的可行性、社區經濟和自治管理水平等諸多因素。社區共管的實施不能被建立在固化的模型之上,要想使社區共管取得成功,就要識別不同社區的具體差異,并在其現有內生制度之上積極的探索適宜的共管路徑。對于部分不適合社區共管的社區(即不具有自治傳統,居民貼現率高和自治管理水平低的社區),加強外部組織的介入和政府的有效引導,就顯得尤為必要。因地制宜,完善社區自我發展能力,引入保護激勵機制,加強生態環境與產業收入之間的關聯度,并降低居民的資源依賴度也許是營造良好共管基礎或尋求更佳治理模式的必要條件和根本路徑。 另外,實行社區共管也并不是說要削弱政府的作用,而是要求政府職能的轉變。政府依然可以在社區資源管理方式中發揮作用,比如幫助(而不是托管)裁決社區間資源使用糾紛,尋求資金的解決,提供相應的法律手段,提供所需的技術支持等,社區可在政府及其他外部組織(比如非政府組織)的幫助下,自主制定管理規則,執行規定,解決糾紛而政府不必非要為情況各異的各個社區制定詳細的管理規則。應該承認的是,對制度效率的研究和森林管理模式的經濟學理解遠非本文所反映的那樣簡單,需要做的工作還有很多,對此我們任重道遠。注: ①參見黃少安1994年發表的《論產權制度的成本與效率》,引用過程中筆者根據論文的需要有部分變動,加入了自己的意見。②《李子壩社會經濟基線調查報告 》,“山水-歐盟中國生物多樣性項目李子壩協議保護試點”項目,2008。 參考文獻: [1]胡曙光,陳啟杰.制度效率與交易制度比較研究[J].財經 研究,2002(10):49~55,74. [2]韋惠蘭,夏鋒,袁志偉,等.自然保護區生態效益計量及評 估———以甘肅白水江自然保護區為例[J].生態經濟,2004(1):30~33. [3]張可榮.自然保護區有效管理研究[M].蘭州:甘肅人民出 版社,2008:79. [4]周業安.中國制度變遷的演進論解釋[J].經濟研究,2000 (5):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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